杨玉环容貌复原图内容提要：近代中国的医史研究发展至今已近百年，研究者的学科构成和研究取向都经历了重要转变。其研究的不仅是医学理论与技术的演变，还有社会文化的变迁，研究者也不再限于医学内部，而成为以历史学为主的人文社会科学界共同的关注。清代医疗史研究可谓是中国医史研究的一个缩影，多角度审视其流变，便可发现其存在的局限与进展的空间。本文对近百年清代医疗史研究做一概览性的梳理，力图在国际医史研究的脉络中审视其历程、特征以及意义与趋向，认为打通学科壁垒，以跨学科的视野和，在医学与社会文化之间发现、思考和解决问题，创建相对的医史学科，无论是对医学还是历史学深入发展来说，都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医史①是一门古老的学问，较早也比较成熟的医史文献，应该可以追溯到《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此后的正史也往往都载有医者的传记。至唐代甘伯著《名医录》，始有专门的医史著作，而后相关的著作代不绝书，直到清代②。传统时期的医史著作，大抵以医学人物传记的形式出现，与近代的医史研究，有着较大的差别。1919年，陈邦贤将此前几年发表在的文章集结增补，出版了中国第一部近代意义上医史著作《中国医学史》，了中国现代医学史研究。依此而言，近代意义上包括清代医史在内的中国医史研究至今已近百年。当时及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医史研究，作为医学研究特别是中医学研究的一部分，不仅为呈现中国古代的医学技术和成就贡献良多，而且实际上也对建构中国现代中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研究也基本上以“内史”的面貌出现，几乎未成为历史学者关注的对象。直到1980年代以来，医疗史才逐渐在史学界出现，所谓的“外史”研究日渐兴起。本文将对中国百年来，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的医史研究做一概览性的梳理，力图在国际医史研究的脉络中对这一研究的历程、特征以及意义与趋向做一探讨。
20世纪是中国现代学术研究逐步奠基并不断取得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回首百年来的包括清代医疗史在内的中国医史研究，不难看到，虽然其不无自身演变逻辑和特征，但在中国学术不断靠拢和融入国际学术的大背景下，医史研究整体上显然也脱不开以欧美医史研究为代表的国际医史研究的影响，故此，本文将首先对20世纪以来的国际医史状况做一简要的梳理。
20世纪初，是医学史专业化、制的重要时期。此时，在医史学家卡尔·祖德霍夫(Karl Sudhoff)等人的努力下，医学史开始逐步成为医学院校课程的组成部分，祖德霍夫还创办了医学史领域内的一份重要刊物《祖德霍夫档案》(Sudhoffs Archiv)。此外，国际医学史学会亦在1920-1921年间产生③。1925年，西格里斯特(Henry Ernest Sigerist)接替祖德霍夫担任莱比锡医疗史研究所主任，在继承前辈将医学史作为学科发展的同时，他转向了一种更具文化特色的研究径，引导研究所的许多学术和教学活动避开传统主题，转向与医学相关的哲学、伦理、社会和经济问题。1932年，西格里斯特离开，接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史研究所主任一职，此时他更为明确地提倡医学史应该转向介入社会与的历史研究模式④。1940年代，西格里斯特进一步呼吁医学史要开拓新的研究视野，应该将医学置于广阔的社会情境中。他提出：“每一项医学活动都有两方面的参与者，医师与病患，或者是广义上的医学群体和社会。医学无非就是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复杂关联。……这样，医学史就成了社会史。”⑤他还特别强调，“医学并非科学的分支，也永远不会是。如果医学是一门科学，那它也只能是社会科学”⑥。
之后，查尔斯·罗森博格(Charles E.Rosenberg)等人拓展了西格里斯特的社会史研究，但是直到1960年代这种研究取向还未能成为医学史研究的主流，医学史学者受到的训练仍集中在医学领域。这种情况在1970年代晚期开始有很大改观，此时新一代的社会史学者以及医学人类学者开始大量介入医学史研究，医学史研究方向由技术、人物和文献等日益向社会文化延伸。随着关注非临床实践问题的年轻历史学者越来越多，传统医学史学者感到不安，这种研究为“没有医学的医学史”，但这一趋势并没有因此停滞。1980年代，随着年轻的社会史和人类学研究者的成长，他们逐渐占据了核心的科研岗位，老一代医学史家的退休也使得二者间的论争逐渐减弱，在医学史领域内历史学和医学的学科壁垒开始消解。与此同时，随着学术界语言转向和文化转向出现，新文化史、微观史、全球史等新兴研究亦对医学史产生了很大影响，受到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运动影响的学者，愈加关注有关身体与健康的文化论述与多重身份的理论思考，性别、阶级、种族被纳入到医学史研究的范畴中，身体、疾病与医疗的社会文化属性，全球视野下的医学和药物知识的演变和建构，以及对现代医疗模式和体制的检讨和日渐成为新的研究热点⑦。
由此可见，20世纪以来的国际医史研究大体可分三个阶段，初期的传统科技史研究，中期的社会史研究和1980年代以来的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国医史研究尽管与此并不同步，但大体未脱离这种趋势，而具体到清代医学史的研究历程又有自身的独特性。
现代中国医史的研究，出现于1910年代，大体是伴随中国现代学术的兴起而出现的。1914年，中国医史的开创者之一陈邦贤发文宣告创办“医史研究会”，并在创办小启中：
东西洋医学昌明之国，莫不有医学史、疾病史、医学经验史、实用史、史等以纪其历朝医事之沿革及其进化之理由。吾国昔时亦有李濂《医史》、甘伯《名医传》发皇往哲之奥窍，然其体裁，咸秉传记，谓为美备，窃恐未能。盖吾国医学，上稽太古，下迄近世，其间虽多支派，而脉络隐然相通。传记体惟纪个人事略，不能纪历朝医事之沿革及其进化理由也。掌籍有阙，贻笑万邦，国体，是在我辈。邦贤寝馈医典，历有年所，拟辑《中国医学史》。⑧
其中有两点信息值得注意：一是医学史的书写是医学昌明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二是之所以要努力撰写医史，乃是为了在这方面不落人后，贻笑万邦。正因如此，作为医生的作者要发动医界同仁组织医史研究会，撰著医史。以此为起点，数年后，他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医学通史著作，中国现代医史研究就此展开。当时以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研究者大抵都是具有医学背景的医界人士。他们探究医学史，显然更多的是着眼于医学，特别是中医的演进和发展，在近代以来学界有关中医科学化或现代化的努力中，医学史的梳理和探究，对现代中医理论的建构来说，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清代医学史的研究作为中国医史研究重要组成部分，很大一部分乃以医学史通论性研究的一部分的形式呈现，研究议题主要集中在清代著名医家、医籍、医汇通等方面。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则是其中的代表，其对清代医学有简明扼要的论述。他在书中设“近世医学”一篇，概括了清代诸名医张璐、喻昌、吴谦等人的成就；注意到叶天士、薛雪在温病学上的贡献，并把吴瑭、王孟英、周扬俊、吴子音、章虚谷等人都归入了温病一派；论述了徐灵胎、任在古书考订上的功绩；还设专章论述明清时期西洋医学、日本医学的传入；明清的医事制度，包括清代的太医院、御药房建制，刑律中关于医药的条文，医学教育及考试，清末东北鼠疫的防疫工作；梳理了明清时期各种现代病名的传统命名；还按照“医经、本草、藏象、诊法、明堂经脉、方论、史传、运气、西洋医学译本、日本医学译本”把明清时期的主要医籍进行归类⑨。现代医学史研究的开创时期很难做到对具体问题深入细致的讨论，但是其涉及清代医学诸多方面，并在一些问题上颇具见地，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之后虽然有一些专论清代医家、医派的单篇论文，但是影响力较为有限⑩。比较重要的是出版于1932年，王吉民、伍连德合著的《中国医史》(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其涉及清代的部分主要为The Mediaeval or Controversial Period(961-1800A.D.)和The Modern or Transitional Period(1801-1936A.D.)两章。作者认为中医发展从明代开始衰落，到清代达到最低点。衰落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医学教育机构比唐宋时期大为减少，明清时期的太医院只是为培养御医而设，普通的医学从业者没有正规的学习机构，从业门槛不高导致医者素质下降；二是医者群体内部出现，一部分医家遵从古典医学，另一部分服膺近世医学。此外，该书介绍了清代名医喻昌、张璐、汪昂、聪、叶天士、薛雪、徐大椿、黄元御、陈修园等人的生平和成就，详细列举了他们的论著；概述了清末医论争的情况；重点介绍了清代编撰与医学相关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四库全书医家类》、《医金鉴》，并列举了清代其他重要的医籍(11)。这种明清医学衰落的观点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之后的医史学者。
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是医学史研究渐成体系的时期，中华医史学会的成立和《医史》的创办是此时的重要事件。博医会和中华医学会是近代中国两个最为重要的医学共同体，1932年，两个学会正式合并，更名为中华医学会，总部位于上海。此后不久，成立了诸多分支学科的分会，医史学会亦是其中之一(12)。1935年中华医学会医史委员会成立，1936年改组为中华医史学会。在1937年4月制订的学会工作大纲中计划发行医史，但由于抗日战争爆发而搁浅。至1946年冬，经中华医史学会年会决议，发行《医史》，作为学会的机关刊物，以“研究中外医学历史的译著为主旨”。《医史》在1947年3月出版面世，为季刊，16开本，中英文合刊，每期页码不固定，由中华医史学会出版，在上海发行。之后因为种种原因多次停刊又复刊，直到1980年7月经卫生部和国家科委批准，《中华医史》再次复刊，并稳定发展至今(13)。所以，四五十年代有关医学史的专题论文大多发表在《医史》(或《中华医史》、《医学史与保健组织》)上，但专门论述清代医学史的论文却不多，且主要集中在任、陈修园、徐大椿等几位名医身上，如宋向元《任先生事迹琐探》(14)、丁鉴塘《清代任对于解剖学的贡献》(15)、陈国清《清代名医陈修园》(16)、《清代江苏名医徐灵胎先生像传》(17)。值得注意的是，范行准的《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分成六篇，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1951-1953年的《医史》上，并于1953年结集出版(18)。他重点考察了明清时期对天花的预防措施，指出中国发明人痘约在明代中后期，而非传说中的11世纪，同时对牛痘传入中国的过程作了细致的论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医学史的研究较为薄弱。进入80年代，医学史研究逐渐丰富起来，关于清代医学史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对著名医家生平及其成就的探讨(19)。朱先华《清末的京城官医院》探讨了始建于光绪年间的最早的近代公立医院京城官医院的职能、运作、意义等(20)。陈可冀《清宫档案与同仁堂的历史》利用清宫档案中同仁堂与大内御药房交往的公文，梳理了同仁堂为清廷服务的大致情况(21)。刘时觉《明清时期徽州商业的繁荣和新安医学的崛起》探讨了明清时期徽商的兴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印刷业的发达对新安医学兴起的促进作用(22)。该文的论述虽较为简单，但是作者已经注意利用明清笔记小说、文集等材料，而不是单独使用医书。
此时医学通史著作相继出版，如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1986)、李经纬、程之范主编的《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学史》(1987)、李经纬等《中国古代医学史略》(1989)等等，都包括对清代医学史的论述。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仍然认为明清时期是医学的孱守时期，不过是金元医学的引申和继续，很少见解。虽然此时在本草学、解剖学、预防医学、治疗学等方面都有所发展，但对整个医学思想来说，都没有起主导作用。但该书在书写方面颇具特色，打破了以陈邦贤等人为代表的按照医家、医籍、医学机构论述一朝一代的医学史，而是有侧重地阐述历代医学最为突出的成就，如书中清晰阐述了明清医学的流派，梳理了本草学和免疫学(主要是种痘技术)在此时的发展，认为清代医家最突出的成就集中在温病学上，故进一步详细梳理了温病学的源流和清代诸医家在这方面的成就(23)。范行准清晰的问题意识使得该书不再流于泛泛介绍历代医学的成就，其认识到社会文化对医学的影响，注意利用各类史料。
总体而言，20世纪初到七八十年代，医学史的研究几乎全都由受过专业医学训练的人士担纲。他们对于清代医学史的研究关注点较多地局限在名医、医籍、技术与病理层面，除范行准等少数人外，资料利用上也基本限于历代医籍；且早期清代医学史的研究基本是简单的史实梳理，缺少明确的问题意识，直到80年代才有所改善。医家的这种研究理对我们认识清代医学发展过程助益良多，但是在国家和社会对疫病的应对、疫病对社会及心态和的影响、医者和病人的关系、医者群体的身份认同等方面，可供借鉴的内容还非常有限。1980年代以后，在医史学界的研究仍在继续和深入的同时，中外一批历史研究者的加入，使这一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应该指出，疾病医疗研究在中国历史学界的兴起并非建立在对中国医学史研究的不满或的基础上。文章开头简要回顾了国际医学史在1970年代开始明显转向医疗社会史研究，这种转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医学史的研究，但国内对医疗社会史的关注更重要的因素在于1980年代以来史学界不断反思并进行新的探索。1980年代以来，和史学界不约而同地开始对史学研究中各自存在的“公式主义的困境”或“社会科学方法的贫乏”展开了反思，大家似乎都对以往研究过于侧重、经济、及外交和军事等做法表示出强烈不满，提出了“还历史以血肉”，或“由‘骨骼’进而增益‘血肉’”这样带有普遍性的(24)。在这一的影响下，社会群体、社会生活、社会救济、社会等等一些过去不被注意的课题开始纷纷进入历史研究者的视野，极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界域，作为社会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医疗活动也由此受到历史学者的关注。
如前所述，中国史学界的清代医疗史研究大抵始于1980年代，其出现是与中国社会史的兴起相伴而行的。此时在欧美学界，新文化史等受后现代史学影响的研究正日渐盛行。新文化史、微观史、日常生活史、物质文化史和全球史等新兴的史学随后不断被引入华文学界并影响日盛。故中国史学界在此后的二三十年中，呈现传统史学、社会史、以新文化史为代表的新兴史学等诸种史学流派和并存混杂的局面。中国医疗史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虽然与各种史学、和方法都不无交集，不过整体而言，其基本上是诸种新史学的试验场。无论在还是，初期的医疗史研究往往社会史的色彩较浓，稍后，则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具有新文化史等新兴史学取向的研究，大体展现出了从社会史到文化史，从社会到生命的演进轨迹。
1987年，学者梁其姿首先推出两篇明清医疗社会史方面的论文：《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和《明清医疗组织：长江下游地区国家和民间的医疗机构》(25)。梁教授长期从事明清慈善、救济事业这些与医药救疗密切相关课题的研究，同时又是留法博士，深谙法国年鉴学派的学术理与当时史学的趋向，可能正是因为这两方面因素的结合，使她成了中国史学界涉足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先行者。稍后，杜正胜通过对以往史学研究的，提出“新社会史”这一概念，并研拟了一个表现新社会史研究对象和内涵的纲目，共12大项，其中“生命”(初作体认)一项“基本上仰赖医疗史的研究才能充实它的内容”(26)。而这一的践行则是在“疾病、医疗与文化”小组成立之后。
1992年以来，中研院史语所一批历史学出身的学者投入医疗史研究，组成“疾病、医疗与文化”研讨小组，每年度大约举办10次讨论，主要围绕五个课题展开，杜正胜概括为：对身体的认识及其文化意义、医家归类(与巫、道、儒的关系)、男女夫妇与幼幼老老的家族史、医疗文化交流问题、疾病医疗所见的大众心态(27)。这些学者几乎全无医学背景，旨在“从医疗透视文化”，所以杜正胜把他们的医疗史研究称为“另类医疗史”(28)。目的是想借医疗史研究来认识社会面貌，把握文化特质，重点是一般的历史研究，不限于专业医学史的范围。另类医疗史涉及物质与的多种层次，没有一定的成法，唯随课题之发掘、资料之诠释，不断揭开文化的面貌，也深掘社会深层的心态。其与传统医学史的架构或课题有比较明显的差异，没有直接涉及关于医药经典与理论、医事制度与教育、医家典范与派别，以及诸病源候的证析等问题(29)。
杜正胜在《另类医疗史研究20年》后附有“疾病、医疗与文化”历年活动的时间、主讲人、主题、参与者。从1992年到1997年，一共举行了49次活动，涉及清代医疗史的只有7次，分别是：1993年5月Cameron Campbell(康文林)“清末死亡原因研究”，1994年2月邱仲麟“不孝之孝：‘割股疗亲’现象的社会史分析”，1994年7月蒋竹山“从明清笔记小说看有关麻风病的民间疗法：‘过癞’”，1996年6月雷祥麟“When Chinese Medicine Encountered the State：1900-1949”，1996年11月张嘉凤的“Variolation and Vaccination(人痘与牛痘)”，1997年3月22日祝平一“、医学与儒学：一位17世纪医者的观点”，1997年7月Bridie J.Andrews(吴章)“Tuberculosis and the Assimilation of Germ Theory in China，1895-1937”。其中康文林、吴章两位为欧美学者，所以这六年中由学者担纲的关于清代医疗史研究的只有5次，而这五位者都是年轻学人。可能是此时史语所中从事医疗史研究的核心力量，如杜正胜、李贞德、李建民、林富士等主要从事11世纪以前的研究，所以明清医疗史的研究并不算丰富。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梁其姿、熊秉真两位学者在此期间虽然只是以参与者的身份参加了小组活动，没有进行，但是她们对明清医疗史的研究颇具深度和新意。梁其姿《施善与：明清的慈善组织》追溯了明清慈善组织的渊源，描述了组织形态、主要活动，并探索了这一历史现象与明清社会经济及思想发展的关系。此外她还关注前近代中国的疾病史和女性医疗从业者(30)。熊秉真从小儿科医学出发书写近世的儿童史(31)。
随着研讨小组的壮大，1997年，“疾病、医疗与文化”为“生命医疗史”研究群。同年6月底，由史语所主办了第一次关于医疗史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是“医疗与中国社会”，根据杜正胜的解释，这里的“社会”是新社会史的“社会”，涵盖物质、社会和三层次而构成的有机整体的人群，也可以统称作“文化”(32)。之后“生命医疗史研究室”又举办了一系列关于医疗史的研讨会：1998年5月“华洋杂处：中国19世纪医学”，1998年6月“洁净”的历史研讨会，1999年1月“养生、医疗与教”研讨会，1999年6月“健与美”的历史研讨会，2000年6月“疾病”的历史研讨会。但是纵观这些会议的论文列表，以清代为主要研究断代的论文仍然不多，但是议题上有所突破，且有新的年轻学者加入(33)。
2000年以后，一些年轻学人从欧美拿到博士学位归台执教，加上原本从事医疗史研究的年轻学者不断成长，的医疗史研究进入另一境界。欧美归台的学者大多以医疗史为专业，充分吸收了1990年代以来欧美医史研究的新观念和新方法(34)，极大地拓展了医疗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这些学者中，一些人具有医学背景或相近知识素养，所以研究议题也不再局限于社会文化，而是涉及医学知识等“内史”议题。且不同于杜正胜、林富士等前辈史语所学者从事11世纪以前的研究，这些年轻学人多关注前近代的医疗史研究，清代医史研究日益丰富，如祝平一探讨了明清时期的医药市场、医药知识和医病关系，张哲嘉对清代宫廷医病关系的研究，王秀云从性别史、身体史的角度探讨了清末民初的传教士医学，李尚仁对传教医疗以及身体感的关注，刘士永、范燕秋关注日据时期的医学史，注重对殖民现代性的反思等。
与医疗社会史研究不同，20世纪十年代起，史学界对医疗史的关注基本是个别而缺乏理论自觉的。当然，这不是说史学研究者关注疾病医疗完全出于偶然，实际上，这仍然是以上所说的史学界的结果。因为随着历史研究对象的扩展，研究者一旦涉足社会救济、生活、历史人口、地理等课题，疾病和医疗问题便不期而至了，同时在针对以上论题开展的文献搜集中，不可避免地会疾疫之类的资料，这些必然会促发部分学者开始关注这一课题(35)。比如，笔者从事这一研究虽受相关研究，但最初的动力则来自在从事救荒史研究时接触到的较多疫情资料(36)。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史学界的医疗史研究基本都是在社会史的脉络下展开的。今天看来，拙著《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就是一部比较纯粹的社会史作品，所关注的乃是清代江南瘟疫的流行情况及其相关分析、时人对瘟疫的认识以及由此出清代江南社会的社会构造和演变脉络，在追寻和阐释瘟疫文化意义和现代医疗卫生机制等方面，缺乏自觉意识(37)。曹树基、李玉尚也是较早关注医疗史研究的学者，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清代鼠疫的文章，从鼠疫的近代疫源地的活动规律出发，在疫病对人口损失研究的基础上，对近代人类群体活动的加强与疫源地活动频繁的关系做出了研究，从而了疫源地、人口与社会变迁的关系(38)。可见，与医疗史的主要研究时段从中古向明清乃至近代转变不同，的医疗史研究从一开始就大体在明清至近代展开。
虽然在上个世纪末和初，国内史学界只有很少的研究者从事疾病医疗史的研究，但转变却已渐渐开始，尤其在晚清近代医疗史研究中出现了具有新意识的作品。杨念群是国内个别较早具有一定新文化史从事医疗史研究的学者，在20世纪末就推出了数篇颇具分量的医疗史论文，较为关注“地方感”和医学中的和文化等问题。他又于2006年在“新史学”系列丛书中推出了《再造“病人”——医冲突下的空间(1832-1985)》一书(39)。这一被视为另类的医疗史论著，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对晚清至现代医疗背后的运作和关系的关注、书写上对深描法的努力实践、对不假思索地将视为现代标准的以及对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复杂性的呈现等，无不展现出了明显的新文化史色彩。
稍后，笔者在《从社会到生命》一文中反思了之前医疗史研究中的问题，发现目前的研究无论是出发点还是归宿，其实基本是在重构历史面相和勾勒社会变迁，即使涉及生命，那也不过是道具而已，真正关注的何尝是生命，实际只是社会而已(40)，故进而从身体史出发展开文化史取向的医疗史研究。正是在这一的指导下，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于2006年8月在天津召开国内首届“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41)。之后又以这次会议的论文为基础，编辑出版了《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以社会文化史为视角的探索》一书，该书收录的文章里不乏出自年轻学人之手的清代医疗史研究，如对清末天津中医与《大公报》笔战事件的考察(42)。此外，还有其他关注新文化史研究的年轻学人也开始在医疗史的研究中引入新文化史的与方法，比如张仲民关于晚清卫生书籍的研究(43)。而胡成有关晚清卫生史的系列论文，虽然似并未特意引入新文化史的视角和，但凭借其扎实的史料功夫和国际相关研究颇为深入的把握，也展现出了与国内一般研究不一样的风格以及相当高的水准(44)。最近，笔者积十余年研究清代卫生史之功，推出了新著《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意图打破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的藩篱，在较为清晰系统地呈现相关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省思卫生的现代性(45)。
近年来，新文化史、微观史、日常生活史、物质文化史和全球史等史学对医疗史的影响日渐深入，故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在2012年举办了“日常生活史视野下中国的生命与健康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中有一些清代医疗史的研究颇具特色，如张瑞的《晚清日记中的病患体验与医患互动》，张华的《清末民初的体格检査论的兴起及其实践》，佳宏伟的《19世纪后期东南港埠的疾病与医疗社会——基于〈海关医报〉的分析》等(46)。
21世纪以来，清代医疗史研究不断涌现，但与或的研究相比，我们可以较切地到以下两点在国内医疗史研究中还不太被意识到的共识：一是现代生物医学和公卫机制的进步性和正当性并非不言自明，它的不断进步将能解决人类主要甚至全部的健康问题不过是一种现代性的迷思；二是疾病和医学并不仅仅是对生物世界秩序的客观反映，人类的社会文化因素在人类疾病的命名、诊断和治疗中，从来都未曾缺席。如果能这样的认知，那必然会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去思考和探究中国历史上的疾病与医疗问题，并为当今医疗卫生体制建设中引入的制度提供性视角和可资的历史资源。不仅如此，立足史料和中国的经验，也可以让我们从内部思考和洞察新文化史研究和方法优势和不足，众多以往不被关注的历史面向(比如疾病体验、疾病概念和医疗观念的文化意涵、疾病和医疗认识背后的文化等等)以及这些面相对认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独特价值，进而在全球历史背景中凝练出具有独特价值的中国概念和中国经验(47)。
中国医疗史作为史学界的新兴研究，受研究队伍、史料以及学术取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目前相关研究关注的时段大多集中在明清以降，特别是近现代。其中清代作为贯通古代和近代的最后一个王朝，研究相对丰硕，也可以大体看做是整体的中国医疗史研究的一个缩影。要全面地罗列清代医疗史的，不仅精力和篇幅不允许，而且也恐怕不利于我们抓住其基本的脉络和趋向，故而我们将借助多年来对该研究比较系统的观察和思考，力图通过下面的分类叙述来把握这一研究的热点以及可能的前沿发展态势。
清代卫生史研究以探讨近代港口城市的公共卫生问题为发端。1980年代末，礼(Kerrie L.Macpherson)对于上海公共卫生的开创性研究，探讨了上海开埠后，公共租卫生体系建立的过程。这一基于西文资料的研究，充分肯定了英国专家在公共租界建设中的作用，以及卫生观念对中国的影响；同时聚焦于市政建设，探讨了在工部局主导下上海供水事业的发展及新式医院的建立(48)。程著虽提及了上海居民对新事物的，但认为此现象只是近代化进程中的插曲，对于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仍以积极评价为主，而未能充分意识到其背后的传统与现代冲突，及隐藏于卫生话语下的规训等知识问题。21世纪初出版的罗芙芸(Ruth Rogaski)探讨近代天津卫生的力作，则弥补了程著上述的不足，也是目前研究中国卫生史的代表性著作。该著立足天津，通过对卫生概念，晚清以降不同历史时期有关天津卫生行为和卫生管理的论述，探究了“卫生的现代性”是如何被、士人精英、国家力量和所挪用，进而现代化背后的文化关系和“现代性”值得省思之处(49)。
继罗芙芸之后，清代卫生史研究逐渐深入并多元，更强调卫生机制引进后的关系与身体控制，以及试图从清代传统中国社会中探寻现代卫生机制的演进及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但是学者们对公共卫生的考察仍然多集中在具体的城市。范燕秋《“卫生”看得见：1910年代的卫生展览会》考察了1910年代“卫生展览会”的初期发展，以及殖民地卫生展览会促成卫生科技知识生产与流通的方式。作者指出卫生展览会深受日本影响，殖民对当地施行身体卫生的规训，以改善殖民地的公共卫生。而殖民对卫生展品的“视觉化”处理，带有母国与殖民地、卫生与不卫生等深富殖涵的展示方式。此外，展览会的内外都着商业利益，展览会透过观念普及与卫生品消费，使卫生知识或概念向日常生活渗透(50)。公共卫生行政的建立是清末中国近代的表征之一，《清末京津公共卫生机制演进研究(1900-1911)》分别从医药行政、卫生(清洁)行政、防疫行政三方面探讨了该问题，并梳理了公共卫生行政近代演进过程中各种力量和关系的碰撞、冲突与调适，以展示公共卫生机制近代转型的复杂性，进而阐发这一历程带来的公共卫生行政专业化、制、合理化。通过对公共卫生行政创建、卫生意识及防疫冲突背后伦理转型的考察，作者力图重新界定“清末”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并在区域视野下对近代化道选择问题进行反思(51)。朱慧颖《天津公共卫生建设研究(1900-1937)》通过爬梳档案、地方志、报刊和调查报告等大量资料，从卫生行政、医事管理、防疫机制、卫生、学校卫生和卫生运动五个方面，考察了清末民初天津的公共卫生建设，了公共卫生推行下的社会变迁，并侧重发掘普通对公共卫生事业的反应及卫生现代化对其日常生活的影响(52)。杜丽红《制度与日常生活：近代的公共卫生，1905-1937》以近代公共卫生制度变迁为研究对象，在考察组织层面的制度变迁过程的同时，探究日常生活与制度变迁的互动，以制度为中心构建出近代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历史过程。其中，涉及清代的部分主要是第一章，考察卫生制度移植的主要内容及其演变概况(53)。
余新忠、张仲民两位学者的研究打破了在具体城市发展脉络中讨共卫生的传统书写模式，为卫生史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余新忠《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试图从清代传统中国社会中探寻现代卫生的观念、行为和机制的演进。晚清新“卫生”的登场，不仅逐渐引发了中国人对国家公个人生活的状况的不满，还慢慢使国人对自己种族的健康失却信心，进而开始借由“卫生”来论述种族和国家的危机。该书首先从“卫生”概念的演变入手，以从概念到观念再到相关实践的思逐次对清代防疫和城市卫生相关的诸多问题及其历史变迁展开探讨，借此展现中国近世社会的变动与特质，以及中国人有关身体的认识，并进一步探究传统在中国社会近代转型中的影响与作用，对现代化过程和“现代性”进行省思(54)。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在索隐钩沉大量报刊资料的基础上，以书籍史与阅读史的视角，对晚清出版的生理卫生和生殖医学书籍进行了考察。作者着重探讨了卫生书籍出版的数量、价格、出版目的、时人阅读情况等问题。作者认为这些卫生书籍及其广告，实际上都在建构和想象其与身体、种族、国家的联系，都在打造一种新型的消费文化、阅读文化，而这种文化或可表明一种以国家为终极关怀的新文化已在清末中国成形，并开始发挥作用(55)。
清末以降，华人的生活习俗和居住被人冠以“不卫生”之名，胡成和李尚仁均关注这一问题。胡成《“不卫生”的华人形象：中外之间的不同讲述——以上海公共卫生为中心的观察(1860-1911)》依次从“华人‘不卫生’被定义为瘟疫之源和近代细菌学理论的传入”、“租界卫生景观的改善和华人社会的变革维新”、“文化优越感、民族主权和主权之争”三个层面对1860至1911年间上海公共卫生领域的“不卫生”华人形象论述展开了考察。作者指出关于华人“不卫生”的叙述，体现在外人方面，有明显的文化歧视和种族；体现在华人精英方面，则是对自身社会及对殖义、帝国主义的、再和再，其中包括对新文化的接受、引进和想象(56)。李尚仁《腐物与感：19世纪人对中国的体验》梳理了人对中国城市公共卫生及华人个人卫生的认知和体验，并以“身体感”这一概念工具深入探究人“不卫生”和“”感产生的社会文化因素(57)。不同于当时人对东方人卫生状况的负面评价的主流，德贞则赞扬中国人的健康情形和生活习俗，并以对中国的观察为基础反思英国公共卫生运动的局限，李尚仁《健康的经济——德贞论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卫生》即从分析德贞对中国卫生状况的独特观察和评论入手，继而讨论了19世纪晚期苏格兰出现的社会、经济与卫生问题对德贞观察中国生活卫生所产生的影响。通过德贞的个案，该文了大英帝国中心的医学理论和海外医师的边陲经验的互动与张力(58)。
关注生命是医疗史研究的旨归，而关注身体则是关注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身体除了生的一面，还有社会文化性的一面，女性身体则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意涵，诸多学者力图在具体研究中破解这种意涵。
女性生育往往被当做自然秩序的产物，有关古代生育的各种风俗、仪式、接生行为常被认作是和经验主义的产物，女性主义分析视角的加入，使得健康和疾病的社会文化建构成为分析性别问题的重要方法。费侠莉(Charlotte Furth)的论文“Concepts of Pregnancy，Childbirth，and Inncy in Ching Dynasty China”即采用这一视角，分析了晚清女性的怀孕、分娩及其与幼儿关系的社会文化建构。她认为妇科医学呈现了性别关系的双重模型：一方面，在家长式社会秩序里面，妇女是病态、身体虚弱、依赖他人的性别角色；另一方面，她们是性的情绪和污染的源头，她们的能力足以使家庭陷入混乱(59)。吴一立同样关注中医妇科，其Reproducing Women：Medicine，Metaphor，and Childbirth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书重在考察历史和文化语境中，基于文本的中医妇科知识的创建和合理化，以及文本背后的隐喻和清代妇科的变革。该书具体探讨了诸多重要议题，如作为女性疾病治疗者的男性医者如何正当化自身身份；印刷文化如何形塑妇科文本以及通俗妇科医疗知识的产生与流传；怀孕、妊娠背后的隐喻；社会、医学和技术因素如何共同合理化了处理产后并发症的新方法(60)。
在传统社会中，与女性身体相关的月经、怀孕、生产都存在一定的禁忌与想象，女性的更具有的象征意义，被认为有“厌炮”力量。蒋竹山《女体与战争——明清厌炮之术“阵”再探》从社会文化史和身体史的角度颇为深入系统地探讨了明清时期“阵”的内容、特色以及历史情境中的独特意涵，并进一步阐释了在此个案中女性身体的隐喻，探究了明清妇女裸身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及此观念在明清战事上的应用(61)。
甲午战争之后，西医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日渐深远，与女性身体相关的月经、怀孕、生产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周春燕《女体与国族——强国强种与近代中国的妇女卫生(1895-1949)》关注这一背景下女性卫生的变革问题。其考察了1895年至1949年间，女性在面临月经、怀孕、生产等生命历程时，其相关知识与照护在近代展现的面貌。作者指出甲午战败后，西医大量传入，冲破了中国妇女的身体界限，使妇女卫生在“强国强种”的风潮下，得到的契机，同时造成近代妇产科医学的革新，这些变革对妇女的影响深入日常生活(62)。
清末民初之际，不仅是单方面的西医、西医师对中国女性身体产生了影响，中国的性别规范同样影响西医传教者的活动。王秀云《不就男医：清末民初的医学中的性别身体》以在中国的西洋传教医疗为例，探讨了在帝国主义扩张的脉络下，医者与求医者的身体性别。作者指出我们不必然将性别规范或所谓的礼教视为女性的困境，轻易将女性定义为者，因为西式中国女医的兴起正是这一性别规范或礼教的产物，而应理解历史中多重关系所编识出的复杂性(63)。
相对于文字，图像是展现身体状态更为直观的形式，对图像史料的运用拓宽了身体史研究范畴，韩依薇(Larissa N.Heinrich)的博士论文The Pathological Body：Science，Race and Literary Realism in China，1770-1930利用了图像史料讨论了中国人病态身体的观念如何形成及。作者试图把18世纪晚期及整个19世纪科学医学观念和20世纪早期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的出现结合考察，并利用了疾病的图像和历史、视觉、文学资料中有关中国人身体的材料，认为中国人种族认同和现代中国文学展示的某种病态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起源于对身体和病理学的理解，这种理解植根于19世纪科学和医学观念，其依托于鸦片战争后医学殖民事业。第一章聚焦于18世纪时，中国是天花的摇篮这一观念的。作者认为这种观念的扩散与中之间的相互和因素密不可分。第二章进行个案研究，作者力图结合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的文字记录和广东商业画家林华(Lam Qua)描绘的病人图像，分析了19世纪中期，病态的观念和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如何被诸如伯驾等传教士。第三、四章关注19世纪末20世纪初，解剖学向中国的引介及其产生的影响，作者对比了合信(Benjamin Hobson)《全体新论》中的身体观和《黄帝内经》呈现的传统意义上中国人对身体的认识，勾勒了时人对新式解剖学的不同反应(64)。
目前史学界对清代疾病史的研究仍集中在传染病上，其中除综合性的探讨外，又以天花、鼠疫等急性传染病和含有一定意义的麻风病为主，早期的疾病史研究重在探讨疾病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应对，较少透视疾病的文化意义、防疫制度对身体的规训等问题。
余新忠的论著《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及相关文章《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和社会对瘟疫的反应》、《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之影响初探》、《清人对瘟疫的认识初探——以江南地区为中心》通论清代江南瘟疫的流行情况，分析了时人对瘟疫的认识以及由此出清代江南社会的社会构造和演变脉络(65)。
梁其姿、杜家骥、张嘉凤是较早从事清代天花研究的学者。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具有开拓性意义，该文对明代中后期至清代的人痘接种、清的防痘政策、牛痘的传入中国等问题做了论述，强调技术与社会的互动是考察医学史的重要维度(66)。杜家骥《清代天花病之流行、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的影响》在论述清代天花流行和防治的基础上，以的皇族为例，具体探讨了天花的危害与预防效果(67)。张嘉凤对清代天花有深入细致的研究，他考察了清代避痘和查痘制度与措施的发展变化，指出这些预防与隔离制度的兴衰过程，展现了不同的民族间，因不同的与疾病生态所产生的冲突与调试过程(68)。
早期清代鼠疫的研究多聚焦在19世纪后期的云南及两广、闽、港和清末东北等有限时空范围内。值得注意的是班凯乐(Carol Benedict)的论著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强调从历史、地理和传染病学等角度来观察晚清中国的鼠疫。作者相当细致地勾勒了云南鼠疫的流行线和流行原因，对鼠疫造成的人口损失作了估计，并指出19世纪末中国有关鼠疫的历史图像不单是生物学现象，也是文化现象，强调国家全面介入公共卫生事业的必要性(69)。曹树基、李玉尚是国内较早从事鼠疫研究的学者，有关清代鼠疫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清晚期鼠疫流行的云南地形与交通模式、闽粤城乡模式、东北铁与城市模式的考察与分析，也有涉及鼠疫防疫及其相关卫生行政的讨论(70)。
另一种受到历史学者重视的疾病是今日俗称为麻风病的汉生病(Hansens disease)。蒋竹山《明南地区有关麻风病的民间疗法》认为明清时期虽然医家对麻风病的认知和治疗方式较前代已有明显的发展，但整体来说，这些医疗观念仍不够普遍，民间最常见的办法是“以毒攻毒”的乌梢蛇酒治疗法，而盛行于两广的“过癞”习俗则影响到了正统医家对麻风病治疗法的改进(71)。
近些年来，因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及后殖义等多种对历史研究的影响，疾病史的书写呈现多种面相，学者们不再仅限于考察社会影响、社会应对等问题，而是力图从殖义的视角省思疫病事件，或是进行疫病文本的分析，反思现代化思维模式与叙事结构，抑或是以查尔斯·罗森博格的“界定疾病”(framing disease)为概念工具，考察一种疾病的概念如何形成。
胡成、梁其姿均注意将近代疾病的历史置于殖义和民族国家建构的话语中考察。胡成对清末鼠疫有深入细致的研究，其中《检疫、种族与租界——1910上海鼠疫病例发现后的华洋冲突》，借鉴殖民地次属群体研究的理论，从日常生活史的视角对1910年上海租界鼠疫检疫事件进行观察，试图华人对在租界秩序的冲击与挑战(72)。《东北地区肺鼠疫蔓延期间的主权之争(1910.11-1911.4)》则将1910-1911年的东北鼠疫置于帝国主义、国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建构的脉络中考察，试图从普通的感受中呈现国家向下伸展的角度来思考此次肺鼠疫问题(73)。《近代检疫过程中“进步”与“落后”的反思——以1910-1911年冬春之际的东三省肺鼠疫为中心》通过东北鼠疫反思源自医学的，处于现代化思维模式与叙事结构中的强制性检疫与防疫制度。作者认为解构现代化迷思，需要加入“者与病人”的视角，倾听在当时社会情景之下多重的历史声音，同时应性地解读文书与者记载的历史文献，破解压抑他者声音的叙述结构，展现多样的历史面相(74)。梁其姿《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探讨了传统时代关于麻风病文化建构的形成过程，及其在近代社会中被污名化和在民族国家构建中所起的作用。该著特色在于展现了传统因素在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中的力量，及传统与现代间的复杂关系，并将自己的研究对象置于文化交流的脉络中，指出中国经验是如何影响认识和现代线)。
在互动的脉络中讨论与疾病相关的诸问题，是疾病史研究的另一趋势。张嘉凤《19世纪初牛痘的在地化》比较分析了欧洲与中国作者如何介绍和表述西洋种痘新法，具体考察了中国作者如何理解和西洋种痘法的理论与技术，以及将之在地化的思维、策略与目的，凸显了清末中国人学习与观看的复杂目光，以及他们对待医疗技术与文化的多元态度，并借此呈现了19世纪医学技术与文化交流的实况(76)。李尚仁的《19世纪后期英国医学界对中国麻风病情的调查研究》指出19世纪欧洲医学界认为中国是麻风重要盛行区域之一，尤其是到了1890年底麻风病传染说逐渐成为英国医学界的主流意见，越来越多的医师认为中国移民将麻风到世界各地。作者认为英国医师的这些研究主要依赖旧式的疾病问卷调查，而这正是19世纪英国殖民科学与医学常用的研究方法(77)。
一种疾病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涵盖的范围并不完全相同，祝平一《清代的痧症——一个疾病范畴的诞生》即以查尔斯·罗森博格的“界定疾病”为概念工具，探讨了清代突然出现的众多和痧相关的文本，以及痧症成为疫病指称的原因，由此分析在传统中医中，文本在指称疾病所扮演的角色、医家借此构建其专业形象的努力、新疾病范畴构建引起的争议，以及在清代社会如何透过公德的概念刊刻医书、发放药丸，由士绅提供资源，医者和家庭提供照护，处理身染瘟疫的病患(78)。
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医史学者的研究对象都是伟大的医生，1980年代，英国学者罗伊波特(Roy Porter)提出“自下而上”地研究医学史，关注病患以及医学界边缘群体的历史，因为医疗活动的参与者并非只有精英医生，还有患者、家属及其他相关群体(79)。此后，医史学者的研究领域逐渐拓宽，出现了关于医患关系、非精英治疗者等研究。这种研究取向在中国医疗史领域内也得到了回应，如学者们对医者心态、医者地位与身份认同、医病关系、边缘医者群体等问题的探讨。
张哲嘉是较早从事医病关系研究的学者，其博士论文关注晚清慈禧太后时期的宫廷医病关系，运用慈禧光绪的医案、日记、实录、起居注、笔记小说等材料，考察了治疗活动中医生和病人的互动关系，分析了影响这种关系的多种因素。作者认为医病关系而非技术知识在医疗活动中处于核心，医家的社会背景是宫廷医病互动关系中的重要影响因素(80)。祝平一《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明清时期的医药市场、医药知识和医病关系》从“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一语，分析明、清的医疗情境，探索时人如何诠释医病关系与疾患的意义。作者认为“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所指涉的心态源于医疗市场缺乏管制，医生素质不齐，医疗理论、文本与治方之多样性。在此情境下，择医仰赖口碑与推荐、市场上过多的选择与讯息，使病家既轻信又难以专信医家；而医家则抱怨无法掌握医疗过程，双方遂将紧张的医病关系投射于教的观上(81)。关于清代民间秘密教的医疗活动，邱丽娟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她探讨了清代民间秘密教诵卷的治病方式，秘密教医疗活动中病患入教，以及清乾隆至道光年间秘密教医者群体的入教、授徒、医疗方法、医者身份等方面的问题(82)。
近年来有两篇强调从病患的角度书写医疗活动的博士论文，张瑞的博士论文《疾病、治疗与疾痛叙事——晚清日记中的医疗文化史》强调了日记在医疗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她指出，透过日记，我们可以从病人的视角，清楚地看到医疗活动是如何在具体的生活中展开的。并且该文在医疗之外尤其关注到了病人的疾痛叙事，对病患叙事的分析深入细致，进入到了病患的内心世界(83)。张田生的博士论文《清代医病关系研究》主要关注清代民间的医病关系，探讨了清代民间的医家与病家的形象、各自获取医学知识的途径，病家的择医行为及医家的应对，以及社会文化对民间医病关系的影响。作者指出清代民间医病关系是医家与病家面对面交易的一种经济关系，制度和规范的影响甚微，且病家掌握着治疗的决定权(84)。
赵元玲、陈秀芬侧重于对医家的研究。赵元玲(Yüan-ling Chao)Medicine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A Study of Physicians in Suzhou，1600-1850，将文化因素、经济趋势、国家政策和由实践及地域特性彰显的医学理论的发展相结合进行考察，了存在于国家政策、精英话语、基于文本和系谱的正统的构成、医学理论及普遍观念和实践所关注的疾病和治疗方式之间的流动性。该书具体考察了知识精英传统和儒医建构的相互作用；三皇庙的起源、发展及向药王庙转变过程中体现的医学和国家关系；明清社会经济因素影响下的苏州精英医学从业者的增多，及医者团体的出现及扩张；苏州具有专业化功能的“医”的出现，以及医学专门化和医学知识专业化的发展对医者的影响(85)。陈秀芬关注明清医家对“邪祟”的态度，其文《当病人见到鬼：试论明清医者对于“邪祟”的态度》指出当时受过儒学与医学训练的文人医者对于“邪祟”的病因、候诊与治理等虽或有异，但多半均试图将“邪祟”现象“病理化”、“医疗化”，并以方药与针灸作为对付“邪祟”的主要手段，同时辅以“祝由”等古老的禁术。作者认为这样的医疗观展现了传统中医“身心一元”的特色，但又有别于依重仪式医疗的巫、卜及术士的特征(86)。
全球史是近年来史学研究的新取向，在清代医疗史领域内，全球史的趋势主要表现为医药的物质文化史研究和中外医学交流研究。
医药的物质文化史研究起初为个别学者自发进行的，集中于对大黄、人参等药物的探讨。张哲嘉《“大黄迷思”——清代制裁西洋禁运大黄的策略思维与文化意涵》从清廷在鸦片战争前研议对英实施大黄禁运入手，探讨清代“控制大黄即足使西无以维生”此一想法的历史渊源，并具体分析了这种观念产生的背景、造成的主要原因和偶然原因，认为大黄迷思的起源不在中国人无根臆测，而在历史事实为无效问题提供假，指出大黄制敌的思想，渊源于明代以来以茶马贸易控制周边民族的有效模式，而无论茶、马或大黄，背后均有一套涉及药性、食物、身体，乃至自然等因素组成的世界观作为其思想基础(87)。蒋竹山《人参帝国：清代人参的生产、消费与医疗》虽然最近才以专著的形式出版，但里面的诸多文章早先都已发表。作者首先考察了清代人参的书写及分类方式，指出随着人参商品化的过程，关于人参的书写出现了从博物学调查到商品指南式的转向；随后聚焦于清代人参生产层面的专采专卖制度的讨论及其所牵涉的博弈；接着分析清代江南温补文化形塑人参医疗消费的过程，及作为珍贵商品的人参在商品市场流通和消费的面貌。最后作者以人参为例，从全球史的角度省思了医疗史研究(88)。
近年来医学的物质文化研究逐渐成为一种共同的研究取向，中研院史语所“生命医疗史研究室”于2013年至2015年展开了为期三年的“医学的物质文化——历史的考察”计划，李尚仁、李贞德、刘士永、张哲嘉等学者参与其中，各自负责一个分支项目，定期举行学术活动(89)。以医学的物质文化为主题的会议近年来也多次举行，2014年，“身体、文化与社会：中国药物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浸会大学召开，刘士永、胡成、李玉尚、陈明、李尚仁的会议论文都与清代医学的物质文化研究相关(90)；2015年“医学的物质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研院史语所举行，亦有关于清代的探讨(91)。
中外医学交流研究侧重于探讨清代传教士在华的医疗活动及西医在华。王秀云是较早关注这一议题的学者，其博士论文“Stranger Bodies：Women，Gender and Missionary Medicine in China，1870s-1930s”，关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女性医疗传教士和中国女性的相遇，主要利用美国女性医疗传教士留下的信件、日记、医院报告等资料，考察了在改良者、者、传教士、保皇党人的驱动下，医疗保健和性别如何共同卷入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活动中(92)。杨念群《再造“病人”——医冲突下的空间(1832-1985)》从医疗和身体入手，借助“空间”、“地方”与疾病隐喻等概念，梳理了晚清以来100多年中，主要源自的现代医疗卫生机制植入中国社会的原理，以及此过程中中国的和社会运作机制(93)。李尚仁《展示、与：19世纪传教医疗在中国》探讨了19世纪医疗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以及他们所激起的争议与冲突(94)。高晞《德贞传：一个英国传教士与晚清医学近代化》上篇以时间为主线，着重阐述德贞个人的求学成长和担当医学传教士的经历，以及德贞在晚清时期的社交活动；下篇分别从医院建设、医学教育、身体知识以及学科形成等方面，分析西医在华的模式，及其引发的中国医学近代化变革道。作者注重把中国医学近代化置于世界医学发展的全球框架下，力图从思想文化史角度审视19世纪医学在中国的(95)。董少新《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关注明末清初西洋传教士在华的行医活动。该书上编试图史和社会史的角度探讨传教士在华的行医活动；下编所论不仅局限于医学层面，更注意随思想传入的西洋医学给中国传统思想和观念带来的变化。作者认为医学根本性区别在于人体观念不同，在其相遇时彼此间会产生影响，试图从观念史的角度解读明末清初由西洋传教士带来的人体知识，并分析其对中国固有人体知识的影响(96)。
相较于清代西医在华的研究，中医在海播的研究却不够丰富。陈明发现学者们较多地把中医在东亚的置于医学史、明清史和文化交流史的脉络中进行梳理，往往忽视了这种复杂的文化结构在当时中医学发展史上的构成原因及其作用。在《“医药反求之于东夷”——朝与燕行使旅程中的医事交往》一文中，陈明主要利用燕行录，试图从外在或“他者”(日、朝、西洋)的角度，探讨明末清初中医文化的真实历史镜像以及东亚医学内部所呈现的互动态势(97)。高晞《15世纪以来中医在的与研究》指出15世纪地理大发现后，来华的药剂师、传教士和医生不仅将西医传到中国，亦将中医到，从草药的采撷、辨识、命名以及《本草纲目》的翻译研究，到中医脉学的翻译，再到《内经》《难经》等中医经典译解。她认为中医西传本质上是中医西化的一个过程(98)。
随着医疗史研究深入，一些历史学出身的医疗史研究者开始不断充实医学知识，进而拓宽了医疗史的研究领域，使得医学知识史这一颇具“内史”意味的议题开始逐渐走入史家的视野。医学知识系谱的建构是医学知识史研究的重要议题，韩嵩(Marta Hanson)和张哲嘉等学者已有一定的研究。韩嵩的专著Speaking of Epidemics in Chinese Medicine：Disease and the Geographic Imagin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的清代部分从清初满洲皇族以长城为界来划分天花的风土观念说起，继而叙述十七十八世纪之交，江南医者群体开始对吴有性《瘟疫论》重新阐释，以建立江南地方经验的疫病学。而至18世纪晚期，北方医者也加入讨论，同时江南医者群体也出现了支持《伤寒论》的正统派与重视实践的温病派，而这些来自民间的讨论也促使清廷逐渐接受吴有性的“温病”和疫病学创新。到了19世纪，医者因为“温病”之于“伤寒”的性，而为之建立学术系谱(99)。张哲嘉《清代检验典范的转型——人身骨节论辩说反映的清代知识地图》借由分析清代检验官员有关人身骨节的议论，呈现冲击前中国知识主流与专门之学的互动关系。虽然是以检验文献作为讨论核心，该文却特别探讨了“检验”与“医学”这两种专门之学的牵涉。这两种学问在现代学科分类下关系密切，本土脉络却迥然有别。作者对清代人身骨节论辩过程的知识考古，展现了中国原有知识网络中各种专门之学相互沟通的困难，以及主流知识传统对于专门之学的渗透力(100)。
晚清中医知识的转型也是医学知识史研究的重点。皮国立《气与细菌的近代中国医疗史——外感热病的知识转型与日常生活》引入“重层医史”的分析概念，强调内外史的沟通和联结，以气与细菌为切入点，考察了中医外感热病的转型及其与普通日常生活的关联。作者首先叙述细菌学普及中国之前，医对热病面貌的描述，继而探讨时期中医外感热病学相关医籍的出版状况，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热病逐渐成形及“再正典化”的过程，以及伤寒之新解释，试图回答中医学界选择性的接受与回应西医细菌学说，最后作者从日常生活史的角度探讨外感热病的转型对一般人判断疾病、日常养生与防疫措施的影响(101)。
吴章和雷祥麟共同关注现代性、科学性和民族主义在中国医学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作用，但二者讨论的具体问题不同。吴章侧重于解释日本对中国医学变革的影响，雷祥麟则阐明了国家在中医变革方面起到的作用。吴章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Medicine，1850-1960，这一综合性研究考察了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中国医学由多元的私人性活动转变为标准化的、由国家支持的双轨系统，解释了西医和中医如何相遇及现代化的问题。具体而言，作者考察了中国医学领域由草药师、巫医、接骨大夫、产婆以及医学传教士等多种力量构成，逐渐转变为单一的医竞争。在此过程中，力量逐渐增强的西医力图控制医疗领域，而从日本针灸学中吸取经验的中医尝试合理化，最后中国医学领域形成了一种在很大程度上于民族主义策略的新医疗方式(TCM)(102)。雷祥麟试图在Neither Donkey nor Horse：Medicine in the Struggle over Chinas Modernity一书中回答中医是如何从现代性的转变成中国探索自身现代性的标志。他认为中国医学的独特之处恰恰在于它和现代性既相互竞争又边界模糊的关系。中医并没有像很多传统事物一样逐渐消逝，它是一个独特的案例，因为它不仅在现代性和科学的冲击下留存了下来，还受到了国家认可。作者认为相对于把中医看做是科学和现代性的“幸存者”而言，形成的概念更适合用来书写现代中医的历史。因为中医的支持者们并不是想保存传统医学也不是想简单进行现代化，而是努力创造一种“新中医”。为了超越之前的书写模式，作者强调中医、西医和国家三者是相互作用的关系，应该把三者进行综合叙述，而不是书写三部的历史(103)。
蒋熙德(Volker Scheid)、梁其姿则侧重探讨医学知识的传承问题。前者的Currents of Tradi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1626-2006一书对孟河医派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深化了对医学派别的理解。作者并不把医派当做一个理所当然分类，而是一种知识和认同创造的动态过程。孟河医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与外沿不断变化，而其内部的认同仍通过个人及其社会网络不断传承。这一长时段的研究时间跨度从17世纪到21世纪，其中第一部分主要讲述清代孟河医派的形成与传衍，通过对费氏家族的个案研究，分析家族内部知识与儒医性格的传承，及通过家族社会网络的地域性问题(104)。梁其姿发现明清时期有一些被归入不类的医学教科书，它们基于同样的医学经典，文字内容有明显的简单化，且大部分书籍的作者会在卷首注明著书的目的在于初学者。她试图透过这类书籍呈现明清医学入门教育的变迁(105)。
除了以上几个较为集中的议题外，还有一些关于医疗组织、行为活动的论述。梁其姿《明清医疗组织：长江下游地区国家和民间的医疗机构》主要关注明清两代卫生政策的演变和明清之际民间组织对国家的逐渐取代过程。作者指出明清时期国家医疗政策出现退步，医疗机构变得无足轻重，医疗教育也。在此种国家角色下降的领域，地方精英则逐渐渗透，通过组织民间医疗慈善团体，将集中到医药之上，来展现其在地方的领导地位和乡威(106)。董琳的博士论文《“文弱”的身体——从体质风俗看明清医学的诊治之道》以“文弱”为主线，以生活状态为基点，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医学知识和诊治思维的细微变化，管窥“弱”的文化感如何延伸至医学的身体认知，考察了文人文化感的变化对医药观念变迁产生的重要影响(107)。范燕秋《疫病、医学与殖民现代性：日治医学史》以几个有关传染病和医学的议题，试图勾勒日治时期医学史的重要面貌，全书涉及的层面甚广，包括殖民者日本人在维持健康的优越感；医师运用社会医学争取人的；日本帝国中央掌控殖民行政的动态以及殖民地卫生基层行政的运作动态；处于社会弱势的族群如癫病患者以及泰雅族群，在殖民强势管理过程中，形塑特有的身份认同以及造成的文化变迁等。通过这些主题，作者试图阐明日治医学活动所展现的殖民现代性(108)。杨祥银《近代医疗服务网络的形成与发展(1841-1941)》力图通过考察近代医疗服务网络的形成与发展，了解医疗服务与殖民、医疗服务与慈善组织、中医与西医、殖民与地方社会、医疗服务与社会经济等诸多复杂方面的内容(109)。
历史学者介入疾病医疗史研究基本肇始于1980年代中期，发展至今已有30余年，出现了一些高质量的研究，但医疗史研究的妥当性在当下中国史研究中仍不无质疑(110)。这种质疑并不仅限于史学界的同侪，同样来自于医学出身的医史研究者，更有学者把这种医史研究称为“没有医学的医学史”(111)。20年前，的医疗史研究的开创者杜正胜曾对郑金生将他们的研究视为“外史”，似乎颇有些耿耿于怀，认为他们的研究“固非内史，但也不等于外史吧”，并提出了一个新的名词——另类(alternative)医学史，意思是这类研究虽还未被大众所接受，成为社会主流，但是带有高度尝试，寻找新的方向的探索(112)。尽管如此，即便时至今日，由于医学和史学的学科壁垒而造成相互之间缺乏认同的情况依然严重，人们似乎仍更习惯于使用内史与外史这样的名称来区分医学界与史学界的医史探索。对于绝大多数医学界的研究者来说，外史的研究，根本上无关医学，其意义顶多不过是有利于他们更好地了解医学的社会文化背景而已。而众多对疾病医疗感兴趣的历史研究者，也往往会将专业的医学知识视为自己不敢碰触的“圣地”，而自觉地以“外史”自居，仅希望从与疾病医疗相关的议题切入，更好地理解历史的演变，而无意于将自己的研究与医学真正关联起来。
在分科分类日渐细密、学术研究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今天，出现这种疏离应该不难理解，但若我们安于这一现状，那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下面这样的问题，按当下一般的理解，医疗史研究无疑属于跨学科研究，而跨学科研究正是当前学术研究中特别受到肯定的追求，以跨学科相标榜和的医疗史研究，若基本还是各自为政，那跨学科的意义又在哪里，跨学科又如何可能实现呢?毫无疑问，跨学科并不是要完全打破学科主体和立场，而是需要研究者以包容的心态，相互吸收和渗透。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共同介入医史的研究，肯定是必要的，但要真正展现跨学科的意义，就需要：一方面促动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去努力破解自身学科以外的相关学科训练不足的难题，以及对自己学科的自以为是；另一方面，则应该尽可能地创建包容有不同学科背景研究者的医史研究中心，通过实际而频繁的接触交流，来渐进式实现相互吸收和渗透，并进而通过彰显这一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推动其成为一个广被接受的、具有相对性的学科。而要做到这些，最最根本还在于需要研究者充分意识到，无论是对疾病的界定(framing)还是医学本身，即便是当代，也都不只是科学和专业知识，同时也是现代整体知识认识下形成的社会文化建构和利益博弈与协商结果，而历史上的医学，在很多方面就更是如此。既然其并非只是所谓的专业知识，那么关于其形成和演变的历史，其参与整体历史演进的地位和角色等，自然就需要不同专业知识背景的研究者共同参与才能梳理清楚，即便是疾病与医学的知识和技术史，恐怕也就不再是所谓的“内史”研究者的专利。这一点，其实可能并非医学如此，科学本身同样并不单纯(113)，而这实际上是由知识本身的性质决定的。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称：
我们所谓的知识是由某种话语实践按其规则构成的并为某门科学的建立所不可缺少的成分整体。知识是在详述的话语实践中可以谈论的东西：这是不同的对象构成的范围，它们将获得或者不能获得科学的地位；知识，也是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主体可以占一席之地，以便谈论它在自己的话语中所涉及的对象；知识，还是一个陈述的并列和从属的范围，概念在这个范围中产生、消失、被使用和转换；最后，知识是由话语所提供的使用和适应的可能性确定的。有一些知识是于科学的，但是，不具有确定的话语实践的知识是不存在的，而每一个话语实践都可以由它所形成的知识来确定。(114)
由此可见，知识的形成经历了话语实践按其规则构成的这一过程，并非凭空产生，亦非生来就具备权威性和科学性。卢德米拉·卓德诺娃阐述的更为清晰，她认为：“知识”很难被视为一个中性词，因为其中隐含了一些经过某种方法验证的，也隐含了把医学和科学实践置于认知维度最显要的做法。把医学知识与其实践、制度等诸如此类的因素区分开来的做法，无疑是错误的。所有一切都是在社会中型塑而成的(115)。而对于医学这样直接关乎生命本身的科学或学问来说，更是如此。因而，今天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知识”并不仅仅是医生习得专业技能的源头，其背后实则是社会文化发展的过程。由此而言，文史等学科出身的研究者介入到被医学界的医史研究者视为“核心地带”的中医知识史研究，特别是包括清代医学知识史在内的明清以降中医知识的演变和建构，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完全有可能从自身的角度对于当今中医知识的认识和省思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不仅如此，还能借此打破内外史的学科壁垒，展现跨学科的意趣和价值，并为推动未来创立相对的医史学找到一个可能的发展径。
从历史学的角度而言，包括清代医疗史在内的中国医疗史研究兴起乃是上个世纪十年代以来出现的新动向，作为新史学的一，虽然目前有相当多的研究仍存在着旧瓶装新酒的问题，不过总体来看，不难发现，其作为史学界的新兴前沿性研究，在引入和践行国际新兴学术和方法上，明显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仔细梳理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医疗史的研究，便不难看到，在中文学界，相当一部分对国际前沿的史学，比如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物质文化史、微观史和全球史等的引介和实践，往往都与医疗史研究者不无相关(116)。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医疗史未来的发展，不仅应该为医学人文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也应在现代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中，在引入新、实践新方法、探究新问题和展现新气象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固然，立足不同的学科，自然就会形成其特定的，我们可能很难要求文史出身的研究者在医史的探究中，将包括中医在内的医学发展作为自己最根本的出发点，同样，可能无法要求医学出身的研究者借此研究去真正关心史学的发展。但是只要我们真正明了医学知识和实践本身就是生命科学与社会文化的交汇，而人类对疾病的应对和健康的追求从来未曾缺席历史的演进和社会文化的变迁，就会发现，无论是所谓“内史”还是“外史”，医史所探究的本来就都在医学和社会文化之间。在这样的中间地带，具体的学术光谱或因个人和学科的因素，而对医学或社会文化有所偏向，但必定都需兼顾双方，才可能贡献出真正具有价值的医史研究。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对于医疗史的发展来说，若能在国际学术发展的新的关照和下，打通学科壁垒，以跨学科的视野和，在医学与社会文化之间发现、思考和解决问题，创建相对的医史学科，无论是对医学还是历史学的深入发展来说，都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曾得到大学人文社会研究所博士生刘小朦和美国圣易斯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杨璐玮的帮助，谨此说明并致谢!同时也谢谢匿名评审人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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