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历来被认为是中国红十字会之始[i]。对于该会诞生的具体情形，学界到目前为止除闵杰先生曾略予述及外，惟有周秋光先生在《晚清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述论》一文中进行过较为详细的论述[ii]。
在这几篇不多的文章中，虽然在历史与叙述逻辑上存在着一些出入，然而却几乎非常一致地认为红十字会的诞在着一个相当清晰的从思想到行动的逻辑展开线索，即经历了影响——国人了解——宣传——成立组织的线性发展阶段。
按照这种相当标准的逻辑思，红十字会的发生史基本上就是中国和社会通过一系列的吸纳和宣传程序，模仿某个组织以实现自身现代化的一个结果。
这种故事曾经在中国大地上曾经不断地反复上演过，红十字会的成立只不过是千千万万这种故事的雷同重复而已。由此一来，这个事件所蕴含的许多复杂关系被大大简化和混淆了。许多位于不同层次的丰富图景被生硬地拼接在一起，其中自然难免出现种种不协调之处，结果造成其真正意义并没有得到完整的。
至于产生这种逻辑思的原因，我们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以往的那些论者仍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受着 “冲击-中国回应”模式和“传统-现代”框架的制约，总是力图从整体意义上去理解中国社会如何回应的影响。
事实上，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诞生并非一个单向的线性事件，而是蕴含着不同线索的发展脉络，因此用单一的整体模式是无法将其容纳在内的。而要清理出该会的真正面相，就必须辨析出这些不同的脉络及其错综复杂的勾连关系，这就是说，必须按照话语和实践的性质差异以及两者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同坐标，将这个诞生过程中的相关历史现象重新进行排列。
要真正解读好红十字会在中国成立的历史意义，我们至少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红十字会作为一种医疗组织被引入中国是行为还是民间的结果？抑或是与民间的合力作用所达致？红十字会完全是的舶来品，那么它怎样在中国实现本土化，即究竟通过什么样的具体途径进入中国社会的？
以往的研究已经表明，在红十字会进入中国以前，清代的一些地方组织已开始出现比较专门化的慈善和医疗组织，那么它与红十字会所包含的一些现代医疗原则是否有衔接沟通的可能性呢？这种衔接在多大程度上与中国地方的传统资源有关，又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现代国家观念的塑造与输入？红十字会在中国的出现，一定是遵循着从思想到实际行动的标准解释线吗？换句话说，在创设红十字会的言论与按照红十字会形式开展的行动中所出的意识是完全相同的吗？
本文还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还包括：该会成立的直接动机是救助东北地区在日俄战争中产生的难民，但设会地点为什么在上海，并且怎么会最终被认为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呢？ 这些问题之所以值得进行仔细探究，除了有助于进一步这段历史外，还因为红十字会在中国的出现与中国公益事业的近代化有着密切关联，所以这种探究或许能够对认识中国近代公益事业的发生机制提供一定的帮助。
但这只是一种非常笼统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并不能说明这种基础在实践层面上究竟通过何种途径，以及怎样才能与红十字会的性质和形式相结合。对于后一个问题，尽管两者都观察到出面组织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中方人士是上海的一批绅商，可是并没有解释这批绅商为何愿意且能够开办这样一场数千里之外的救助行动。
另外，即使用来解释这个行动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参与这次行动的毕竟还有许多其他国家的在华人士，那么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与这批绅商开展合作呢？
就红十字会知识向中国的而言，目前所见国人中最早对红十字会作出较为系统表述的是孙中山。1897年，孙中山将英国医生柯士宾的《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译成中文，并由伦敦红十字会初版发行。此书在1904年以前便流传到了国内，因为《申报》于此年正月间曾称其“颇有用，正不必以人废言也”[iii]。在该书的译序中，孙中山这样表达了自己红十字会的理解：[iv]
孟子曰：“恻隐，人皆有之。”是以行之人相值于患难之中，亦必援手相救者，天性使然也。虽然，恻隐人人有之，而济人之术则人知之。不知其术而切于救人，则误者恐变恻隐而为矣，而疏者恐因救人而反害人矣。夫人当俄顷之际，施救之方，损益否当，间不容发，则其理不可不审求也。此泰西通邑大都，所以有赤十字会之设，延聘名师，专为讲授一切救伤拯危之法，使人人通晓，遇事知所措施；救济之功，成效殊溥。近年以来，推广益盛。
这里对红十字会的认知方式是值得注意的。首先，孙中山认为红十字会在出现并得到推广乃是由于必须讲求“济人之术”的结果，姑且不论其准确性，这乃是对红十字会性质的一种整体概括；其次，他对孟子的“恻隐”的引用，表明他在潜意识中是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为红十字会定位，因为孟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这实质上是一种整体性话语，也就是说，其试图将红十字会引进中国的途径是把中国和作为两个可以对接的整体文化单位。但孙中山并没有直接把红十字会的的医疗活动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格局联系在一起进行观察和论证，也并没有要求中国直接出面予以组织。他只是从个人作为一名医生的角度确认了成立红十字会这样的救济组织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孙中山以后的论者在涉及红十字会的功能时，其论证导向就有了相当大的不同，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孙淦，他在论证成立红十字会的必要性时加入了参与万国竞争的视野。
甚至完全按照近代国际关系中所遵循的条约体系的逻辑来定位红十会的。在1898年那份最早设立中国红十字会的禀文中，孙淦据以呈请的理由就是创设红十字会可以“赞军政而联与国”。孙淦首先根据红十字会实行战争救护的一贯行动，将其基本性质总结为“军事一起，无不受此会之大益”。
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万国公法之中，以此会为近数十年至善之大政。凡有军事，必认此会为中立，其有加害，万国得而讨之。其爱人也如彼，其见重于人也如此，此万国之所同也”，况且中国“以亚洲文明之大国，而万国共行之善政，我独阙如，坐令之人以相待，蔑我滋甚，其于国体，所关匪轻”[v]。
在他于同年11月间在《申报》上发表的关十字会的论说中，这种中国与国际体系接轨的角度同样得到了明显体现，其中甚至称：“方今地球，联约者四十有二国，未经入会者，惟朝鲜与我耳，毋怪人之不我齿也”[vi]。
孙淦如此急切地想成立中国红十字会，其目的是生怕清朝被甩出条约体系的互动格局之外，出于这种焦虑的心情，孙淦的希望也只能寄托在民族国家的当然代表即清身上。（注：小编转载时加黑）
杨儒作为第一个提出设立中国红十字会的官员，其见解当然更加无法越出从近代国家建设的角度定位红十字会作用的范围。他首先也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概括了红十字会的基本性质：“红十字会救生善会，俱重视此举，谓为中应有之”。
至于他提出的设会理由虽然简单，却更加明显地体现出遵守国际法的含义。因为他代表清参加在荷兰海牙举行的“保和公会”时，曾与代表一起了国际红十字会的一个条约文本，故而其奏折中称“现既从众，自宜及时筹办，以示善与人同”[vii]。
在义和团运动发生前，《申报》也数次呼吁中国成立红十字会，特别是两篇名为“创兴红十字会说”和“中国亟宜创兴红十字会说”的，极为明显地反映了《申报》对此问题的思。前者出现在1898年5月，其中言：“红十字会者何？泰西临阵救护受伤兵士之也……
今则合欧亚美诸洲，除外，凡有之邦，无不踵兴斯会，所未兴者，惟我中国及朝鲜耳。朝鲜孱弱，几不克自存，原在不论不议之列。若中国则声名文物寰区，王者之师最重，而坐令兵卒效命于疆场之际……不特中心有所不忍，且不将贻四邻之笑而鄙之为乎？”[viii]
后者发表于1899年4月，虽然其中对红十字会功能的界定上发生了若干变化，但其论证方式并未改变：“红十字会者何？泰西施医疗疾之也。……亟盼中国创兴红十字会，莫让泰西日本专美于前也”[ix]。由此可见，《申报》主要仍然是从富国强兵的国际竞争角度倡设红十字会。
应该指出的是，上述这些呼吁都发生在庚子国变之前，而在自此到日俄战争爆发的约四年时间中，单纯使用这种列国竞争的现代国家话语倡设中国红会的言论的确销声匿迹了。由于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干扰，红会酝酿的过程不幸而被打断。直到日俄战争爆发后，才有官员再度向朝廷提出设立红会的。
不过，红会组织的真正出现则是上海绅士沈敦和、任锡汾、施则敬等人所发起的东三省红十字善会，虽然此善会仅存在7天就被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所代替，但它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x]。
直至1904年5月，才有驻美国使臣梁诚再次使用了这种话语。他在奏请清廷“联约仿设红十字会”一折内称：“近今各军行阵救疾扶伤，不分畛域，其法良意美，尤推红十字会为最。该会命意略如内地善堂，以拯灾恤难为义务……论者谓于兵凶战危之中，行仁至义尽之道，文明进化，已信有征……环球日孳孳然讨论而利用之，中国尚未联约入会，似非圣朝恩周庶类、整饬戎行之本意”[xi]。
因此，如果只就从民族国家建设过程的线索而论，其中确实可以说出现了重大的中断，而从周秋光先生的论述来看，他所认为的中断实际上就是这种话语的中断。
造成这种中断状态的原因很可能是这样的：根据这种话语的逻辑，既然红十字会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民族国家，则创设该会也只能依靠来推动，希望能够自上而下地来实现这个目标，而庚子国变时期的清正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自然使这种话语失去了发言的针对目标。
另一方面，就清而言，其自甲午战败之后便各种内忧外患之中，根本无暇顾及创设红会的问题，所以对于所有要求设立中国红会的呼吁——无论来自民间还是官员——都没有做出任何实际反应。因此，尽管发出呼吁本身也可以被视作一种行动，但是由于这种对自上而下所抱的期望终究与现实行动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距离，所以其在事实上只能具有思想史的意义。
然而，外务部对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有一个说法，看起来却有可能使这条思想史的脉络出现混乱。1904年4月，外务部奏称：“本年二月十二日（按：阳历3月28日），御史夏敦复奏请查照西例设红十字会等语，奉旨：‘外务部知道。钦此’。迭经臣部会同商部电致上海绅董筹办，旋据电复，已议成中、法、英、德、美五国合办上海万国红十字会”[xii]。照此说来，岂非是思想的终于为现实行动了吗？问题在于，外务部的说法存在着很大的疏漏。
首先，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日期是1904年3月10日，这明显早于外务部奏报的成立时间。其次，盛宣怀在1907年6月也向清廷奏报了创办红十字会的情形，而据他的说法，他在得知夏敦复的奏请之前，已经与商约大臣吕海寰、侍郎吴重熹着手筹办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了[xiii]。因此，外务部的上奏很可能只是一种的做法，在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
问题至此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因为如果盛宣怀所说属实，那就意味着还是起了推动作用，毕竟，他们三人是以中央官员的身份来督促上海绅商的行动的。
不过，盛宣怀的这份奏折也有可疑之处。首先，该折中声称“其时天津、奉天先后设有救济筹济等局，以图急拯民命，惟中国尚未入国红十字总会，无从享战地救难医伤之”，经盛宣怀等三人“钦遵电旨，就商北洋大臣袁世凯、今侍郎杨士琦等，督率该会总董道员沈敦和、任锡汾、施则敬、任凤苞等劝合寓沪官绅，由中国联合英、法、德、美五中立国创设上海万国红十字会”。
这就回到了本文起初提出的有关设会地点的问题，须知当时寓居天津的国外人士也不在少数，可为何在不经过与南洋大员会商的情况下，就能够“劝合”上海的“官绅”成立该会实行战地救护呢？
其次，在该折中，盛宣怀为办理该会的上海绅商请时陈述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各员绅等又非尽负地方责任，远人引重，亦非虚词”。这个说法颇为奇怪，因为如果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确实是一个由中央官员主导的组织，则其救助对象自然指向全国，而上海绅商在其中的行动纵然跨越了地方的边界，也不至于特别强调他们的地方身份，所以这里显然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这个矛盾并非仅仅出于盛宣怀等人希图的心理，而是因为盛宣怀在这里存在着别样的行动意图。而在解释他的这个意图之前，必须先辨析出红十字会在中国的实践史的性质与脉络。
中国红十字会起源过程中的实践活动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条的脉络，主要是因为这样两个情况：首先，在关十字会的系统认识传入中国以前，或者说在上述那种整体性话语产生之前，国人就已经与具有红十字会性质的组织发生有意识的联系了，而进行这次联系的中方人士正是上海绅商。
其次，以这次联系为开端，直至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上海是国内仿照红十字会形式开展过救助行动的唯一地区，而且在这些行动的主持机构和主持人身上也能够发现某种明显的传承性。
另外应该说明的是，在上海发生的这些联系和行动中，很难看到其背后有的影子，更多的则是民间自发的行动，这就表明其与强调参与的之间有着显著的性质区别。
事实上，正是在甲午战争期间，中国人并不象以往认为的那样，仅仅充当了红十字会这种组织的看客，而是与之发生了主动的联系。不过，其联系对象并非当时广为国人所知的日本赤十字社，而是另外一个以红十字会名义进行活动的组织。
约在1894年底，一批传教士和医生曾“就营口设一医院”，专门医治“华兵之被药弹所伤者”[xiv]。虽然目前还没有直接的材料能够确定这个医院对自身的实际称呼，但它肯定曾以“红十字会”的名义进行了宣传，因为《申报》上曾径直称该医院为“牛庄红十字会医院”[xv]。
而在《申报》使用这个称呼之前，国内就有一些普通人士将这个医院与红十字会的名称联系在一起了。例如，一位自称“天马山庄主人”的人在致《申报》馆的信中提到该医院时，就称“幸得泰西各善士设立红十字会”；另一位署名“瑶林馆主湘人女士”的女子亦致函《申报》馆，称受伤清兵“幸赖红十字会泰西诸善士为之医治”[xvi]。由此可见，国人对该医院的红十字会性质的了解并非完全出于《申报》的宣传。
更重要的是，在赞叹之余，上海的一些人士和组织还向这个“红十字会医院”提供了直接的帮助。当时，由于经费不足，该医院的创办者请当时在上海的英国教士慕维廉出面劝募款项，而《申报》馆得知此事后，立即以该馆“协赈所”的名义予以协助，为之向社会劝集捐款。1895年2月7日，报馆正式刊发劝捐公启[xvii]，并最终为该医院募劝到经费英洋4500元、规元1000两[xviii]。
然而，《申报》馆协赈所还不是国内对该医院最大的帮助者。就在《申报》馆的募捐公表十天之后，上海仁济善堂董事施善昌在《申报》上刊登了“劝募北洋医院经费”的公启。虽然称呼有所不同，但从内容上看，其实是同一件事情：[xix]
倭奴犯顺，薄海同仇，从军士卒，忠义奋发。北洋一带战阵受伤兵勇，蒙泰西乐善之士于营口、烟台等处设局医治，更得教士慕维廉先生集募经费，源源接济。某等食毛践土，尤属。远近忠义仁人，推同袍敌忾，念兵凶战危之苦，仁囊慨解，以助刀圭，多多益善，。倘蒙汇助，祈交上海六马仁济善堂经收汇解，即行掣付收照，并刑登申、沪、新各报，以昭大信。
四天之后，施善昌又以“丝业会馆筹赈公所”的名义，再次在《申报》上刊出了劝募医院经费的告白[xx]。约半个多月之后，施善昌便将自己募集的该项捐款规元1000两，以及他禀请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为此捐出的12000两，一并交由上海英国署转解该医院[xxi]。
通过这次接触，可以说有关红十字会的知识在中国得到有意识地之前，上海社会已经对红十字会有了初步的印象。虽然这样一种接触与创设中国红十字会的行动之间的距离还相当遥远，但是，当中国在1900年首次出现由国内人士举行的、带有浓厚红十字会色彩的战争救助行动时，其发源地不仅仍然是上海，而且上述发生过接触的组织即《申报》馆协赈所、仁济善堂和丝业会馆依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难道纯属一种巧合吗？
应该说明的是，在1900年的这次行动发生之前，上海业已出现了自称带有红十字会色彩的组织。约在1899年5月，上海绅士汪炳等人设立了一个名为“中国施医局”的慈善机构，并在章程中称“同人酌照红十字会章程办理，有事施于军士，无事施于贫民”[xxii]。
不过这个施医局的实际作用和影响很可能非常有限，因为它虽然声称“有事施于军士”，可是当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于次年爆发后，根本看不到其曾经发挥过任何作用。而1900年的救助行动不仅更充分地体现出了红十字会的特征，而且造成了很大声势并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果，从而使红十字会这种形式第一次在中国产生了广泛影响。
这次救助行动的具体内容是，一批江南绅商为了搭救在八国联军战争中华北的东南各省人士，在中外战争状态远未结束、清廷整体外逃的情况下，自发动员社会资源，前赴华北地区展开救助行动。
该行动开始于1900年9月中旬，大约结束于1901年3月末[xxiii]，持续了将近七个月的时间，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民间自发举行的大规模、跨地域救济战争难民的行动。
为这次行动成立的中心机构主要有两个，即救济善会和济急善局，二者都位于上海[xxiv]。前者共从华北接运7000余人回南方[xxv]，费银至20余万两[xxvi]。后者的成效可能更为可观，虽然其最终救助人数不详，但其费用总数甚至达到50多万两[xxvii]。
应该说，闵杰先生将救济善会称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在部分意义上是正确的，因为该会表现出的红十字会特征确实相当明显。1899年春，上海地区出现了依“红十字会章程办理”慈善活动的机构。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由江浙绅商陆树藩、严信厚、庞元济、施则敬等人设立的救济善会，是一个“遵照国际红十字会的基本和行动惯例成立的一个团体”，是中国旧式善堂组织向红十字会的过渡，也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而1904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只不过是对红十字会这一国际通行名称的最后确认[xxviii]。
不过，他的具体表述又存在着若干不确切之处。首先，他仅仅注意到了救济善会，没有论及济急善局，并且错误地将济急善局的主持者严信厚、庞元济和施则敬当作了救济善会的发起人，而这两个机构实际上并没有统一在同一个旗帜之下。
其次，他据以判定救济善会性质的根据只是该会在其成立公启中的声明，这种判断依据未免有些薄弱。例如，他本人发现的中国施医局章程里同样有“酌照红十字会章程办理”的字样，为什么这个施医局就不能被称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呢？
事实上，救济会表现出来的红十字会特征是多方面的。首先，该会非常注意广泛使用红十字会的显著标志。其章程中会中“无论上下人等均穿红十字记号衣服”[xxix]，凡该会所派人“身边及舟车均以红十字旗号为凭”[]。该会开设时也，执事人“衣上有红十字记号，洋文写明‘中国红十字会执事人’字样”[i]。
其次，该会主持人陆树藩也十分注意按照红十字会行动。例如，他在天津遇到一批“甘从洋兵，以身试险”结果却陷于困境的时，虽恼怒其“贪利北来”，但念及“红十字会例以平等救人为主，故仍一体援之”[ii]；而得知随自己北上的一些司友“颇有退心”时，又特地向其解释“泰西红十字会章程，系专往军前救济”[iii]。
退一步来说，不管救济善会的红十字会性质究竟如何，当时社会上的看法的确是普遍地将之与红十字会联系在一起的。例如，《申报》就认为救济善会其旨与“泰西红十字会相同”[iv]，《新闻报》亦称之为“救济红十字会”，《苏报》则称其“略仿红十字会，又斟酌于人地所宜而损益之”[v]，厦门一位人士则赋诗直称“救济会原红十字”[vi]。
如果说这尚属一般人的模糊认识，可是连前述那位中国设立红十字会的杨儒在知晓救济会的活动后，也认为其与红十字会“虽办法稍殊而旨无异”[vii]。另外，当时侵华统兵官见到救济会中人臂上均“缚有红十字”时，尽管认为该会尚未加入“杰乃法之会（即国际红十字会），未便红十字旗帜”，但也只是让该会将“红十字该为蓝十字”，并未质疑其行动原则或其行动[viii]。由此可见，侵华对救济会的红十字会性质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承认。
不过，准确地讲，将整个这次救助行动称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或许更为恰当。这是因为：第一，如前所述，救济善会毕竟不是这次行动唯一和最大的机构；第二，济急善局同样具有红十字会的色彩。不仅济急善局在章程中也正式说明自己“仿照红十字会意办理”这场救助行动[ix]，而且《申报》同样承认其旨“与泰西红十字会相同”[xl]。
另外，由于这两个组织经常采取联合行动，一般人士常常将二者混淆，以至于“邮寄信件及捐款银两，往往互相错递”[xli]，这就使救济会的红十字会色彩会在很大程度上移植到济急善局的身上。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济急善局的五个中心联络地点中，其中三个正是《申报》馆（它也是救济善会的一个重要联络点）、仁济善堂和丝业会馆[xlii]，总办事处则设在丝业会馆[xliii]。
况且，济急善局最重要的主持人之一施则敬正是当年那位丝业会馆馆主施善昌的儿子[xliv]。因此，丝业会馆依然能够有活跃表现，这一点显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
根据上述情况，再来观察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过程，就可以看出1900年这次救助行动正是前者直接的实践基础。还在1904年2月20日，《申报》就刊出“劝官绅急救北方难民说”，认为当年华北救援的经验正可用于当前对东北难民的救助：[xlv]
犹忆庚子年拳匪之乱，京津沦陷，，幸经沪上巨绅筹资设会，商准，急派轮船前往施救，并由西官颁给护照，俾无所阻，一时士民之赖以出险者，何止恒河沙数。此次东三省变起仓猝，……窃以为宜师前者救济之法，由沪地商派轮船，驶往，一切办理，前规未远，尽可仿行。
这并非仅仅是局外人士的看法。3月3日，东三省红十字善会成立，其章程中出现了这样一段自问自答：“或曰：‘庚子之役，上海有救济善会之设，义之。今东三省复有是举，固被难人民所亟盼，而亦两战国所乐从也。其事与庚子得毋相同？’顾事则同矣，而其实有难焉者”[xlvi]。
纵然时势有所不同，但这段话表明该会同人对庚子之役仍保留着清晰的记忆。而且，东三省红十字善会之所以选择仁济善堂作为集议成立的场所也就无甚奇怪了，因为该善堂及其董事施则敬在庚子之役中都有过引人注目的表现[xlvii]，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其中的连续性。
虽然东三省红十字善会格于国际红十字会“会中公法，窒碍难行”，实际上仅存在了七天，但它却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直接前身。因为正是该会同人决定“商请寓沪西国官商及工部局值年总董事同行合办”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并且声明“一经议定办法，同人即就盆汤弄丝业会馆设局开办”[xlviii]。
在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的次日，即1904年3月11日午后三点钟，作为中方董事之一的施则敬“复邀各华董在丝业会馆会议，先行筹备五万金，以期及早开办”[xlix]。3月17日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全体会议上则确认，仁济善堂、《申报》馆等处为代收捐款之所，而在丝业会馆“设立总收发所，所有华董办事劝捐等事，即以丝业会馆为总汇之区”[l]。
因此，上海丝业会馆可以说是中国自办红十字会活动的正式起步地点。而根据这一系列事实，在上海与红十字会之间拉出一条线索也就顺理成章了。
另外一个需要的问题是，这批上海绅商创办红十字会的主动性与盛宣怀所言有很大反差。他们在东三省善会的章程中就声明，本会“虽系商办，应请协助，由董事电恳政务处、外务部、商部及各地方官竭力”[li]。这表明他们从一开始就是自主行动的。
另据他们的说法，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是他们“禀奉吕尚书、盛宫保、吴侍郎，转商寓沪英、法、德、美各官商”的结果，盛宣怀等人不过是在事后表示承认和支持罢了[lii]。很可能基于这样一些事实，难怪作为红十字会总董之一的沈敦和后来甚至称“沪红十字会系民捐民办，甲辰（按：即1904年）四月、十二月两次奉旨嘉许，实称”，从根本上否认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具有的背景[liii]。
[i] 时期的表述见《中国红十字会》（新闻局印行，中华36年），第1页。新中国时期的表述见：《红十字与我国》（中国红十字总会编，1981年），第30页；《红十字知识一百问》（陈璋主编，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第4页。
[ii] 闵杰：《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刘志琴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二卷，181—186、369—374页；周秋光：《晚清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述论》，载《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
[iv] 孙中山：《〈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译序》，《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一版）第1卷，108页。
[v] “大坂商人孙淦呈请裕钦使转咨总署奏设红十字会禀”，见《时务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3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总第3722—3724页。按：周秋光引用此条资料时作“大阪华商”，但本文与之使用的是不同版本。
[vi] “红十字会说”、“接录红十字会说”，见《申报》60册550、558页，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三、初四日。
[vii] “使俄杨儒奏遵赴和蘭请补签日来弗原议并筹办救生善会折”，见《清季外交史料》（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卷141，总第2405—2407页。
[xi] “出使美国大臣梁奏拟请联约仿设红十字会折”，见《东方》第1卷第11期，1904年12月。
[xiii] “沥陈创办红十字会情形并请立案叙折”，《愚斋存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卷13，总第345—348页。
[xxiii] 这一点见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六日和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三日的《申报》（其页码为66册46页和67册436页）。
[xxv] “筹创中国红十字会启”，《救济文牍》（苏省刷印局光绪三十三年刻本）卷一，页四十一。
[xxvii] “戴鸿慈奏稿”，《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76页。
[v] “《新闻报》馆协办救济会募捐启”、“录《苏报》论救济善会”，《救济文牍》卷六，页六、九。
[liii] 《吕海寰杂钞奏稿》，见《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册，总第1555页。a型血人的性格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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