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生命本质的主体认识和健康维系的基本旨，这些差异都是形式上的、非本质的，这些差异使医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和优势，具有了各自的局限和不足，这就需要通过互相借鉴与吸纳来使医的理论与方法得到补充和完善。
中医和西医一样，研究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对中医学而言，哲学是工具、文化是背景，作向导，由无数科学细节构成的中医医学属性与西医学原本是一致的。而这也正是医实现对接和互融的基础和条件。
文化学者周有光曾说：我们正处在一个双文化时代，即每个民族的民族文化和覆盖全世界的现代文化内外并存、新旧并用，而双文化的结合方式有三种，即：并立、互补和融合。
医学进入我国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逐渐形成医两种医学体系并存的局面。二者承担着疾病防控的共同目标。当前，中医治疗目标已由单纯中医病证转换到西医疾病。因此，医在其运行的过程中绝不会永远特立独行，而必定发生重叠、交叉、碰撞、对接和融合，也必定会有互相的吸纳和借鉴。
我国科学家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而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就是医互融借鉴的成功典范。
我国半个世纪以来医结合的实践历程也已证明，医联合优于单用、互补胜于竞争、医之间的理论衔接和方互补，不仅是中医学术发展和理论创新的客观需求，也是我国医学科学发展的必由之，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长期以来，中医学术研究和医比较研究呈现出过度哲学化、人文化倾向，这些研究从哲学和纯概念的层面展开，研究的重点是如何发现医之间的差异甚至对立，往往得出“医不可通约”的结论。
有人认为，中医是“生命医学”，西医是“生物医学”。中医是“形而上之医道”，西医是“形而下之医术”。中医是“调和医学”，西医是“对抗医学”等。这些观点割裂了人与人体、生命与生物、结构与功能、整体与局部的有机联系，不恰当地夸大了医的本质区别和方差异，从而加深了医之间的思想隔阂和学术，这些认识误区和也成为医学对接互融最大的思想障碍。
周有光曾有言：“科学是世界性的、一元性的、没有东方之分，任何科学，都是全人类长时间共同积累起来的智慧结晶，经得起公开论证、公开实验、公开查核学派可以不同，科学总归是共同的、统一的、一元的”，医作为人类防病治病的智慧结晶，为人类疾病的防控而诞生，在生命和健康的本质层面上也应当是一致的或趋同的。毫无疑问，医都是研究人体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防控的医学科学。
医因为诞生的地域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学术体系，但是二者的区别体现在认识论和方上。
相对于生命本质的主体认识和健康维系的基本旨，这些差异都是形式上的、非本质的，这些差异使医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和优势，具有了各自的局限和不足，这就需要通过互相借鉴与吸纳来使医的理论与方法得到补充和完善。
解剖是探知人体结构的唯一途径，是医学的基础，医莫不如此。文献记载，中医学最早即起源于解剖，对人体结构的认识远远早于医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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